1944年6月10日，英美联军组织了诺曼底登陆，标志着二战局势的彻底转向。一周之后，在6月16日这个初夏的晚上，在索恩河畔一个名为拉鲁西永（La Rousille）的地方，犹太裔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被德国纳粹枪决了。十天之前，布洛赫在监狱的折磨中度过了他的58岁生日。
与布洛赫一起被押赴刑场的共有28人，其中有两位奇迹般地生还。他们说，布洛赫是第一组被带去枪决的四个人之一，临死前还在安慰另一个参加了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的年轻人，让他不必惶恐。这个“上了年纪、头发花白、身材短小还戴着金边眼镜”的“索邦教授”高喊着“法国万岁”，倒在了法国的土地上。
作为“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布洛赫在中古时期国王神迹的考察、封建社会的解读、法国农奴与地主关系的分析以及社会—经济史上的分析，直到今天仍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布洛赫的著作由张绪山、黄艳红等专家的翻译为中文，使中国学界对布洛赫的学说非常熟悉。年鉴学派的理论方法也与唯物史观有相近之处，这都使布洛赫对中国世界史学界产生了特殊的影响。
对于理解一位历史学家来说，除了查考其著作，还要体味其生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对自身生命的践行是其内心最深处所思所想的真实写照。
作为犹太裔，布洛赫的家族很早就脱离了犹太人的宗教羁绊。布洛赫的曾祖父在1793年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时期成了一名军人。他的祖父马克在11岁就变成了孤儿，后来却成为科尔马师范学院的第一位犹太裔学生，并担任过斯特拉斯堡犹太中学的校长。布洛赫的父亲古斯塔夫·布洛赫在1868年进入巴黎高师，还在1870年参与过斯特拉斯堡保卫战。古斯塔夫在索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从原先任教的里昂大学回到了母校巴黎高师，后来成为合并后的索邦大学教授，直到1919年退休，是法国知名的罗马史学者。这是一个犹太裔家庭几代人奋斗的故事，在这百余年的时间里，他们对于宗教身份已经非常淡漠，然而在外界看来，即使已经跻身巴黎学术界的大人物，他们仍然是“流亡阿尔萨斯的犹太人”。
1886年7月6日，布洛赫出生在里昂，当时他的父亲还是里昂大学的教员。在布洛赫两岁的时候，全家前往巴黎，这就赋予了他完整的“巴黎人”成长过程。在布洛赫出生之前，法国已经开始了新的集中化教育改革，要通过历史再现法兰西民族往昔的辉煌，从而为整个民族疗治因外国入侵和战争失败所带来的创伤。那一代青年人富有爱国的热情，也非常重视身体锻炼，可谓“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先驱者。
德雷福斯案件在小布洛赫的成长过程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直到晚年也还常常会书写自己当时的感受，并在各种研究中时不时地以这个案件来阐释自己的论点。因为这个案件，布洛赫一直对新闻媒体持怀疑态度，认为媒体会为博人眼球而刻意编造“爆炸性新闻”。与此同时，这起案件的审判也使布洛赫对法庭程序产生了深深地迷恋，这在他日后的历史研究中有着非常鲜明的体现。因此，他特别强调搜集史料证据，更注重史料证据的分析和辨别。
德雷福斯案件的昭雪使布洛赫深刻地确信了一点：他们并不是法国土地上的犹太人，而是犹太裔的法国人。这一信念在他心中从未动摇。
布洛赫于1905年在巴黎高师获得学士文凭，之后又通过了历史和地理学科的教师资格考试。1908年，他又前往德国的柏林和莱比锡求学。
那个时代，法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超越德国人，但超越的方法却是沿着德国人趟出来的道路走下去，比如完善文本研读、文体辨析等方面的技巧，并建立严格的准则。法国学界向来有感情充沛的传统。无论是被誉为近代法国史学之父的儒勒·米什莱还是埃米尔·格巴尔，其行文风格都具有激情和优美的特征。与现代史学相比，那个时候的史家更类似于文人写史，特别强调修辞的力量。即使是标榜“如实直书”的兰克，也概莫能外。
布洛赫的成长过程受到了各方思想激荡的影响。在他求学时代，史学家的巨擘是合著《史学原论》的瑟诺博司和朗格诺瓦，这部书在1926年就由李思纯译为中文。这两位学者力图反对浪漫主义对历史研究的不良影响，强调对过去的重构要对文献进行详尽地梳理、综合和分析，强调文献的根基性作用和个案的独特性。此外，布洛赫还深受柏格森和涂尔干的影响，这就使他的历史研究具有了更深的理论维度。
在当时的法国历史学界，以费迪南德·洛特为代表的学者开始更强调历史研究中的比较视野。洛特在20世纪的欧美中世纪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美国的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和英国的理查德·威廉·索森都曾慕名来巴黎求学于洛特，而这两位分别是美英中世纪盛期研究新范式的奠基人。
布洛赫的比较研究视野更多地源自于比利时学者亨利·皮朗。皮朗的《中世纪的城市》《查理曼和》和数卷《比利时史》直到今天都是学者们的案头书。皮朗始终坚持只用法文进行写作，甚至根特大学废除法语和荷兰语的双语教学，而只允许荷兰语教学时，皮朗即转任布鲁塞尔大学。他原先在根特大学的教席由他的学生、撰有《何为封建社会》的甘绍夫所继承。除了在学术方法之外，皮朗更向布洛赫传递了一种生活态度。1928年，皮朗与布洛赫一起游览斯德哥尔摩时，建议应从新落成的市政厅开始：“如果我是古物学者，就会一直盯着那些古老的东西，但我是一位历史学家，因此，我热爱生活”。
布洛赫对历史的动态演变具有浓厚的兴趣，无论是领主与农民关系的演变还是国王神迹与加冕礼的研究，都体现了这一特点。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伯格森思想的影响。柏格森一直试图强调，我们不能对时间周期和空间格局做人为地决绝划分，因为历史和地理环境并不是在某个时间或者地点就戛然而止了。在研究中，应当使用“带有变量”的尺度来描述。这一思想就成为了后来年鉴学派标志性的“长时段”之滥觞。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布洛赫先后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就使他对历史、战争、政治、国家等有了更为深切的体悟。在战争的转移乃至逃亡之中，布洛赫也许会在亲身经历中更加深他对那些史料的体悟。受到那个时代社会科学迅猛发展的影响，布洛赫认为历史事实在本质上是人类心理上的事实。在布洛赫看来，作为历史研究者，最基本的常识就是“避免笼统的抽象名词，进而重建隐藏在背后的唯一确凿的基本事实——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布洛赫作为历史“学徒”的生涯正在走向尾声。坐在一辆堆满蔬菜的马车中，28岁的布洛赫在亚眠入伍。战争期间，这位年轻的历史学家验证了史书中所记载的人间悲剧，更见证了史书中未曾见证过的残酷。他在1940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回想起一战的时候，说自己在战壕中开始学会辨识空旷夜间的各种声音，而嗡嗡的子弹声却像脑子里灌制的唱片一样，随时可以打开。
当他亲身经历了战争，布洛赫更为深切地理解了人们在战争中的心态：“除了一些最崇高、睿智的士兵，很少有人会在勇往直前的时候想到自己的祖国。他们更多地是被个人荣誉感所支配，而这种荣誉感在团体中又不断地滋生，变得非常强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洛赫也有类似的观察：“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品格的缺陷都被磨掉了，美德却作为潜在的力量，突然间爆发出来了。”无论这战场上是否有硝烟，荣誉感所支配而慷慨赴死的都是英雄。
他曾在1915年6月立下过一份遗嘱，除了对家人朋友告别、坚信法国必胜之外，他愿意将自己所有的工资、抚恤金等捐献给战争造成的孤儿以及巴黎高师的校友会，捐助那些“为了更公平更合理的社会而奋斗的组织”。
1919年，马克·布洛赫在一战的尾声中迎来了在斯特拉斯堡的新生活。斯特拉斯堡曾经是神圣罗马帝国统辖下的自由城市，见证了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徒和路德宗、加尔文宗教徒的厮杀，同时还有一个古老的犹太人社区。1919年10月1日，马克·布洛赫被聘任为斯特拉斯堡大学的中世纪史助理讲师。1920年，布洛赫通过了以瑟诺博司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对其论文的审查，获得了博士学位。其申请博士学位的主要论文是《国王与农奴：卡佩王朝历史的一瞥》，虽然与其早期设计的宏伟计划大相径庭，但已经展现了布洛赫的敏锐学术眼光和扎实的研究基础。
斯特拉斯堡大学中原先有许多德国教授，他们在战后纷纷离开，而大量法国学者填充了他们的教席。斯特拉斯堡宏伟的大学宫使各个学科的教师们都能便利地相互交流，这种地理上的亲近也带来了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1923年，费弗尔在布鲁塞尔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提出创办一个国际性刊物，当时名为《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布洛赫随即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年鉴》的编撰上。同时，他也一直想着“跳槽”，期待着能当选法兰西公学院教授，回到巴黎这片生活和研究的乐土。
1924年，布洛赫出版了自己第一部专著《国王神迹》，讨论了英法两国通过国王的触摸来治疗颈部淋巴结节炎症的神迹，其背后则是国王树立神圣权威，与教会争夺人心的意图。在《法国农村史》中，布洛赫将法国境内的土地进行了分类，并强调这些土地类型的塑造因素不仅是自然条件，更重要的是人类的劳作和适应过程。如果没有人类的参与，一切的分类都只是空谈。他的研究虽然聚焦于中世纪晚期，仍也带有浓厚的现实关怀。当时的苏联农民正处在斯大林时代的黑暗时期，而一战后的西欧农民也面临着人力不足、肥料短缺等诸多问题。布洛赫知道历史研究无法给现实生产提供直接的借鉴，但他仍希望以此来理解古往今来的底层人。
在自己的祖籍地阿尔萨斯生活了十余年，布洛赫越发感到失落。他觉得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生源不佳，原先优厚的薪水，也随着预算的削减而降低，学者们的失望情绪日益累积，不少朋友已经另谋高就。在巴黎，虽然生活开销更高，教授们的待遇还是要好得多，还有最好的学生、图书档案资料以及各种期刊、出版社。而且由于地理上接近德国，纳粹思想在斯特拉斯堡的影响也变得越来越强。
从1928年起，布洛赫就一直惦念着法兰西公学院的教授出缺，他的好友费弗尔也是如此。经过几次惨败的费弗尔最终时来运转。1932年，法国的新任教育部长蒙齐为法兰西公学院增加了一个教授岗位，同时提名费弗尔担任《法国百科全书》的主编。当年年底，公学院经过投票恢复了近代史教授岗位，并在来年一月正式选举了费弗尔执掌教席。
费弗尔的当选也让布洛赫感受到了一些焦虑，他想以“比较史学家”的身份来获得教席，但后来觉得胜算不大，干脆直接退出了。从此，布洛赫及其竞争对手，都带着焦灼和期盼，等待着法兰西公学院发布的教授讣告。在这个期间，布洛赫还去了一趟英国，与牛津大学教授莫里斯·波威克和流亡在此的恩斯特·康托洛维奇进行了深入的交谈。他对英国大学生活的魅力极为赞赏，对法国学术机构的状况则甚为灰心，这也许更是他当时焦灼心境的写照。然而，在牛津极其不受待见的康托洛维奇大概不会特别赞赏英国的氛围。
1935年的1月15日，对布洛赫是双重的打击。在这一天，萨尔州的全民公决以压倒性优势决定并入德国。在同一天的法兰西公学院选举中，马克·布洛赫申请设立“欧洲社会比较史”教授席位的建议，仅仅获得了一票支持，来自为布洛赫提出申请的中世纪哲学史家吉尔松。这是布洛赫学术生涯中的一次重大挫折，甚至可以被视为一次羞辱。布洛赫曾带着几分戏谑、满腔愤懑地说，法兰西公学院、英国议会的贵族上议院和德国的总参谋部是三大保守主义的最后堡垒。他认为，自己的落败一方面是“比较史学”的治学方法带有浓厚的反传统意味，另一方面也是当时反犹主义的日益增长。
1936年，索邦文学院授予了布洛赫一个经济史的教授席位，这使他最终回到了巴黎。在塞尔夫街17号一座公寓顶楼的两层，布洛赫一家开始了在巴黎的新生活。这一年他整整五十岁。除了在自己工作室中进行研究之外，布洛赫还特别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甚至在战争期间，他也常常阅读推理小说，使紧张的精神得到缓解。在巴黎，他一方面聚焦于自己的巨著《封建社会》，另一方面时刻紧盯着德国的动向。作为一个心态史学的研究者，布洛赫深深地理解各种符号象征和盛大仪式对民众的煽动能力，这一切正在国境线的另一边上演。
1939年，战争再次在欧洲的土地上爆发，已经53岁的布洛赫再次投身又一次世界大战中。这位走向老年的历史学家留下了更多细致地观察，再一次在真实的战争状态下，直面政府的运作和调动能力以及战争中难以形容的残酷。在敦刻尔克大撤退后，布洛赫在英国待了一段时间，又潜回法国。他换上便装后，教授的气度与德国军方追捕名单上的军官形象判若两人。他在雷恩的十天里，他因骗过了所有德国军官，产生了一种“恶毒的快感”。但到了1940年，法国的维希政府开始清除教育系统内的犹太人。当时，负责整理犹太裔教授豁免申请的是索邦代理校长杰罗姆·卡克皮诺，他曾是布洛赫父亲的学生，两人也是好友。维系政府的教育部长格勒诺贝尔不仅和布洛赫是校友，他的儿子还是布洛赫的学生。因此，在1941年1月第一批准许保有教授席位的十个犹太人当中，布洛赫名列其中。
但是，欧洲的局势仍然让他担心，他也想要歩康托洛维奇的后尘到美国去。当时，纽约市社会研究新学院的校长埃尔文·约翰逊（Alvin Johnson）利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推动五十名到一百名欧洲学者来美国避难任教。布洛赫的申请发出后，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多所著名学府的热情回应。然而，由于布洛赫家眷众多，高龄的母亲和刚刚成年的子女无法获得赴美签证。而且，布洛赫坚持要一家人一起走，而一次性预定八个人的跨洋船票在当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况且还需要在战时获得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过境签证。1941年8月，约翰逊最终取消了对布洛赫的邀请。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布洛赫仍然可以前往美国，但他再未曾尝试过。
当时帮助布洛赫的美国学者似乎都失去了耐心，说他不愿意在无法保障“他的母亲、妻子、五个孩子”获得签证的情况下来到美国。图为当时汇报马克·布洛赫不愿意在无法保证全体家庭成员获得签证情况下前往美国的电报。
当时布洛赫的妻子已经病入膏肓，为了给妻子找一个更适合休养的环境，布洛赫迁往蒙彼利埃大学。法国国内的反犹情绪和政府对犹太人的歧视政策仍在继续加码，而为了让儿子能够继续上学，他不得不利用历史学家的技能四处搜寻资料，证明他和妻子在五代以内都是法国公民，并为法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42年复活节期间，布洛赫的母亲溘然长逝，他的妻子也因胸膜炎而高烧不退。他的一个学生从巴黎回来告诉布洛赫，他在巴黎的家和所有藏书都被德军“没收、移出公寓，转运到了未知的地方”。在薪水难支、自己不被允许上课、妻子卧病在床、孩子天涯四散的困顿中，布洛赫给教育部长的申诉信中罗列了自己身为犹太裔法国人对国家的贡献。在签名的地方，他写上了自己最珍视的头衔与荣誉：“索邦经济史教授，荣誉军团骑士军功，1914—1918年战争十字勋章，1940年战争十字勋章。”
1943年初，布洛赫最终决心加入法国的地下抵抗运动。他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里昂，几年前，他曾在这里被美国的签证官搞得身心俱疲。在里昂的地下抵抗运动中，布洛赫这个“小个子的年长绅士，笑容可掬、十分和蔼”，逐渐成为了整个地区的领袖，还要去巴黎参加秘密活动。他甚至还曾带着妻子再度去往巴黎，即使街头上高扬着纳粹旗帜，他们也只能远远看一眼自己原先的住所。与费弗尔的交谈和塞纳河的夜晚都让他沉迷。
布洛赫一生中最后一封信写给了妻子西蒙：“虽然你勇敢、理智，我却能想象你做所有决定时的艰难，原谅我离你如此之远”。在这封写于1944年3月28日的信发出后，布洛赫再没有新文字流传。在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还有不到一年的时候，这位犹太裔法国人，这位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中世纪史学家之一，以自己的血浸染了祖国的土地。
布洛赫反对历史学家在自己的研究中做过多的价值判断，因为他们既不是神学家也不是道德家，他们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什么开脱或者谴责谴责。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尽可能全面地考察这些历史现象的成因，并试图揭示现象背后的目的。换句话说，历史学家的责任在于理解而非评判他的研究对象。在具体的政治立场上，布洛赫与当时许多的知识分子一样，属于边缘地带的“逍遥派”。他们希望能够保持作为学者的不偏不倚，尽可能避免对重大公共事件发表评论。
深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布洛赫似乎开始了对那一代学人和对自己的深刻解剖。他承认，“我们只是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合适的位置上，重新拾起我们扔在凳子上那些听任其生锈的工具，我们业已落后于我们的研究了，所以我们冒着消化不良的危险狼吞虎咽着”。但与此同时，他也坦承他们早就“意识到凡尔赛和鲁尔的外交策略实际是一道深渊”，知晓其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最终也许会将他们吞噬掉。布洛赫对知识分子明哲保身的批判也是对自我的批判。他希望每个个体都能对社会需求形成明确的看法，并且要广泛传播自己的观点，在一点点小事上改进普遍的关键，以最终对事件的过程产生影响。布洛赫指出，“我们这些教授的真正问题在于，太沉浸于日常的工作。我们大多能证明自己是勤恳的工匠，但我们能同样把自己称作合格的公民吗？”然而，他们谨慎地活着，在隐隐地不安中享受着自己舒服的生活，直到大战再次露出獠牙。
在布洛赫身后，他在抵抗运动中的活动成为了“年鉴学派”的一座丰碑，甚至演化成了某种形式的图腾（诺曼·坎托语）。布洛赫的一生一直伴随着放逐感，无论是作为一名犹太裔法国人，还是新史学方法的倡导者。在那个风云诡谲的大时代里，布洛赫却始终未曾放弃对学术的追求和对内心的坚守。他是为历史而生的，并将自己的一生，活成了一部历史。
1.《国王神迹：英法王权所谓超自然性研究》，张绪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2.《封建社会》（上下卷），张绪山、李增洪、侯树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3.《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
4.《历史学家的技艺（第二版）》，黄艳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法国农村史》，余中先、张朋浩、车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6.《奇怪的战败：写在1940年的证词》，汪少卿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7.【美】卡罗尔·芬克：《为历史而生：马克·布洛赫传》，郑春光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